公益组织呼吁垃圾分类考评更科学合理、聚焦实效
2022-08-24 16:25:54 来源:

8月17日天津市西青区零萌公益发展中心(简称“零萌公益”)与阿拉善SEE华北项目中心在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(简称“爱芬环保”)、北京市石景山区阿牛公益发展中心、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、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支持下,联合举办了2022年零废弃论坛第四期沙龙“科学合理、聚焦实效——社区垃圾分类考评机制研讨会暨报告发布会”。

 

本次沙龙发布的《科学合理设置考评体系,助推垃圾分类实效提升——中国社区生活垃圾分类考评机制研究》(简称“研究报告”)由零萌公益和爱芬环保共同撰写。

 

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郝利琼介绍了研究背景:我国开展垃圾分类工作20多年来,在城市级别取得成功的案例还很少,但也弥足珍贵,从爱芬环保在上海的经验看,其考评制度体系值得研究。另外,2015年后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,包括严格的目标体系和评价考核机制,水环境、大气环境整体显著改善;垃圾分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,同样需要党政主导,而考评正是一种行政部门上级对下级有效管理的手段。垃圾分类要想成建制推动、取得大规模成功,离不开科学有效的考评机制。“由于相关研究有限,能获取的信息尤其是量化资料有限,以及社会组织视角的局限,研究报告目前只是定性的,但我们仍然希望对垃圾分类考评机制给出一个全景式的把握。”郝利琼说。

 

零萌公益政策主任谢新源分享了研究报告的内容。他提出,首先考评目标应当明确为提升垃圾分类实效,在城市层面要看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,在社区层面则要普遍实现居民自主分类。他强调考评机制不能窄化为考评指标,除了考评目标外,还要考虑到考评对象、考评执行、考评结果运用等关键要素。而在设计考评要素的时候,还要考虑垃圾分类工作所处的阶段——研究报告将其分为探索期和强制分类期,后者又进一步分为关注过程阶段、关注实效阶段和长效维持阶段——考评就是为了将垃圾分类从较为初级的阶段推向更加高级的阶段,从而实现最终目标。在探索期,要建体系,将考评机制建设提上日程,并将考评目标明确为推动居民自主分类;在强制分类期-关注过程阶段,要加速度,以考评推动社区成建制完成建设分类设施、解决混装混运、宣传居民责任等“规定动作”,同时考评对象要回归物业、居委会等社区管理者;在强制分类期-关注实效阶段,要强效果,大幅提升居民自主分类准确率等实效指标权重,同时加强考评结果运用,如将考评结果向全社会公示,加大垃圾分类考评在干部绩效中的比例等;在强制分类期-长效维持阶段,要补短板,利用考评查缺补漏,形成识别薄弱群体-反馈-整改的闭环,而对于效果好的小区,可以适度“免检”,降低成本,同时避免纯粹为了分数而考评的异化现象。“本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是缺少量化分析。量化分析需要有数据,但与其他环境指标相比,作为垃圾分类实效指标的厨余分出量和生化处理量、可回收物分出量和资源化利用量等数据却存在缺位现象。建议对上述指标开展常规监测和公示,为垃圾分类及其考评工作奠定基础。”谢新源说。

中国矿业大学(北京)谭爽教授、贵州省锐意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垃圾分类委员会主任兰亚军、收收侠(上海)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陆肖琴、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康泾湾社区干部吉丽对报告进行了点评。

 

谭爽点评到,这是垃圾分类实践者秉持科学公益精神开展的一项研究。作为全景式的指南,研究报告解决了关于考评机制的几个重要问题:什么是垃圾分类考评?——它是系统推动的工作。为什么要做垃圾分类考评?——它提醒我们要看到考评的最终目的,不要把手段当目标。如何考评?——创新式提出垃圾分类考评在不同时间段要有不同的着力点和抓手。谁来考评,谁是考评对象?——垃圾分类需要多元参与,也要依靠更适合的主体。谭爽总结到,“垃圾分类这件‘小事’折射出环境治理体系和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,期待研究报告的建议能够落到垃圾分类工作实践中,为这个进程添砖加瓦。”

兰亚军在点评中建议研究报告可以增加日本、韩国、我国台湾等地的案例,用数据说明通过垃圾分类减量的可行性。另外,他强调,有什么样的考核就有什么样的结果。目前垃圾分类考核力度比以前强了不少,但是很多地方的考评仍然是定性指标多,定量指标少;过程性指标多,实质性指标少。他建议,最核心的的指标人均垃圾产生量没有放到重要的位置上;还要进一步加大垃圾分类考评力度,提升在各级领导政绩考核中的权重,乃至一票否决,考核成绩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挂钩。

陆肖琴点评到:垃圾分类只有开始,没有结束,贵在常抓不懈。具有扎实体现自我监管的考评体系十分重要,特别是最接近源头的街镇,考评工作也出现了市场化氛围,值得关注。

考评工作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:上海特别是区级考评几乎呈现职业化,形成每月全覆盖一次、队伍固化、一线考评人员任务指标明确的特点。同时也有垃圾投放早高峰后才上班,晚高峰之前就已经下班的职业特征,考评质量如何保证。谈及考评,很容易被定性为是一项机械式、低门槛的工种。强制分类进入相对稳定期的城市,势必会大力关注分类实效及长效管理,考评从业者应该不单能“把脉”,更应该会“开药方”。“在此呼吁,让服务于考评的第三方有机会成为更专业的考评人!”陆肖琴说。

吉丽认为,标准化和激励机制非常重要,是长效持续的保障。昆山市逐级监督考核,从市级到街镇、再到社区、直至每一个督导员。街镇层面和市层面都会根据考评结果发布红黑榜,公开给全市人民看,哪些小区做得好,哪些小区做得不好,不足之处在哪里,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,一目了然。主管部门还跟社会公益组织共同研究了星级督导员评定办法,不但有经济激励,还会鼓励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更大的发展。

爱芬环保项目干事崔蔚、福建一点蓝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CEO张水龙、蔚蓝之城(北京)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安艳从自身的工作实践出发,进行了主题发言。

 

崔蔚主要负责根据上海市垃圾分类考评相关细则,帮助街道对居委会、物业、单位、志愿者的垃圾分类工作进行指导。他的发言是“上海垃圾分类考评夯实分类基础”。上海市考评流程分为5个步骤:考评文件发布;市级、区级、街道培训;现场测评;考评情况汇总和问题汇报;上海市每半年发布成绩。上海市考评文件包含了街镇、居住区、沿街商铺评分标准(其中居住区一直是“五有”标准),这些都是“全市一张表”,并规定了可回收物、湿垃圾的分出量要求。2018年刚起步时,“有设施设备”和“有宣传告知”占到50分,但“有分类实效”也占30分;到了2019年7月,实效比例迅速提升到60分,为上海市迅速提升实效奠定了制度基础;2020年后,“有设施设备”和“有宣传告知”比重进一步下降,而根据需要考评项增加了“有回收服务”,分类更加精细化。“总体上说,考评是相对科学和公平的,虽然中间伴随偶然性,但长期考评就能够反映真实水平。”崔蔚说。

张水龙深耕垃圾分类领域七年,通过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和环境教育体系建设,在厦门、漳州、福州等多个城市取得了重要工作成果。他介绍了“考评机制在厦门垃圾分类中的作用”。厦门垃圾分类经历了3个阶段:第一阶段先解决基础设施配备、物业履职和督导员到位的问题;第二阶段强调点位合并优化,降低监督和宣教成本,并通过教育部门发动学生动员家庭分类,与桶前督导结合,提升分类效果;第三阶段在实效提升后更注重垃圾分类的终极目标,居民从被动参与变为主动参与,从简单分类发展为精细化分类,从分类提升到源头减量的高度。而考评垃圾分类向前推动的重要力量。在一点蓝色负责的考评中,还特别注重扮演好智囊团的角色,以考促改、以考促优,动态式提升。厦门还通过多个周期的反馈机制来强化考评力度:每天都有日报,每周有周报,此外还要进行月报、季度报分析。这些报告会反馈到市领导小组工作群中,从市领导、区领导到街道管理者都会看到;《厦门日报》每个月公示,各区、各街道的得分、排名一目了然,还列出了60分以下的居住区和公共单位。此外,垃圾分类也是创建文明城市的必考项,做得不好的地区甚至会失去候选资格。因此,各区级和街道主要负责人都特别重视。

 

安艳曾经带领团队成员开展“创城”、“创卫”、河长制、垃圾分类等多项第三方检查,以及环境领域的调查和研究。她分享的主题是“从城市宏观治理视角看垃圾分类考评”。她展示了“创文”、“创卫”、首环办考核、垃圾分类考核、河长办考核等工作指标其中都有跟垃圾相关的指标,这些考核的流程也是类似的,即问题上报、督办、再验收、月排名;但是,各级政府需要在各项考核的优先级找到平衡,也需要更加简单而清晰的指令来指导工作,因此考评指标不宜过于繁杂。北京的垃圾分类工作虽然是城管委主导,但还是需要多元参与,也涉及到多个部门,如学校动员在教委,基层社区动员在民政部门,而物业管理在住建委。“而考评指标是一个指挥棒,纳入了指标就有了政策依据,有了政策依据就有了财政资金依据,从而相关的人财物才能跟上。”安艳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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